欢迎来到春秋美文网!
【www.cqwcsy.com--读后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万历15年读后感【六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与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与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与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与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万历皇帝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那个时代既有象沈士行那样的能臣,也有象严嵩那样的奸佞小人。有人说:万历一朝是明朝盛与衰的转折点。而我读了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后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感悟。
万历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碌碌无为的昏君,明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而且,在封建官僚制度中,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施,于是,他彻底绝望了。他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沈士行,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郑贵妃能够了解他。可他在位40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渡过了一段极为黑暗的时期,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其实,我觉得,即便万历皇帝知道了这些也不应该对朝政放弃不管。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好皇帝,那样即便明朝后来灭亡了,后世的人也不会怪罪他,因为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定会灭亡的。其实,万历皇帝本来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只不过没了张居正,有了郑贵妃,万历皇帝就整天与郑贵妃享乐,几十年都不上朝,万历皇帝就完全堕落了。
《万历十五年》一书使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历史。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能够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研究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能够用于治国,孝能够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能够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