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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推荐自己阅读的一本书籍《中国近代史》。作为最有分量的近代中国史，蒋廷黻（fu）先生以其独特的笔触，超然的视角，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日俄战争、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展现了近百年中国近代史的一副历史画卷。读来颇为生动，仿佛每一场关键历史事件，作者都在空中凝望。
一、关于作者其人
蒋廷黻（1895.12.7－1965.10.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二、关于阅读本书的几点感悟
（一）思想落后比武器落后更可怕
本书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起因说起，从清廷政府在剿夷与抚夷之间不断摇摆，细论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尤为令人扼腕的是，已落伍于世界潮流的我们，即使经历了“城下之盟”的屈辱与苦痛，然后却并未触动改革，所以在道光、咸丰治下随后的20年中，我们仍然如同1840年以前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中华民族丧失了整整20年的宝贵光阴，摆脱落后挨打的机会窗口悄然逝去。原因是什么，作者指出，就是中国人的守旧性和以士大夫阶级为主体的旧力量缺乏独立的勇敢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革命的意识。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仁人志士能够看到问题的关键，如林则徐，但终究担心清议的指摘、顾忌自己的名誉而慎言。作者指出，林则徐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让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落而不肯牺牲名誉与时人奋斗，以自身名誉比国事还重要。这个观点倒也新奇。
关于《中英南京条约》（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背诵的中国近现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赔款、割香港岛、五口通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我们在艰难的谈判中，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事实上，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才是对中国冲击最大的、伤害最大的条款。而英国之后、美、法等都以英国为样本，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竟然善良地以为赋予同权给其他列强可以有效限制英国的独占性，这一方面是源于我们无知，更是源于我们的法制远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二）“卖国贼”李鸿章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东方俾斯麦”
印象的历史课本中，李鸿章简直是丧权辱国的代名词，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然而我们也都知道“弱国无外交”，外交事宜终究是要靠拳头和实力的，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必然得不到，尤其是近现代中国被识破外强中干之后，留给外交腾挪的空间实为有限。尽管如此，书中展现了李鸿章纵横捭阖，腾挪跌宕，在狭窄逼仄的环境下，为中国（清政府）争取这一点点空间。1860年代起，认清必须习得西方科技方能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设外文学校、设江南制造局、筹办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设矿务局、筑旅顺军港、建北洋海军，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事实上，从恭亲王奕欣、文祥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晚清的五大时代领袖领导着自强运动，不断给清政府续命。他们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即使放在一百五十年后的当代社会，这些历史人物的洞见与卓识也足以令我们佩服不已。
（三）“以变应变”当是永恒的主题
西方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兴起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拓展，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中西方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再也不能偏安于一方然而我们却浑然不知。欧洲人不断蚕食、国外殖民势力的更替，康熙大帝匪夷所思地放弃了“一统无外、万邦来朝”，既有其自身高超的外交智慧，也有列强无暇或忌惮的侥幸成分，使得列强进入推后了若干年，但仅仅是推后，该来的终究要来，英国输入鸦片导致虚弱的平衡被打破，从抚夷的无解难题到剿夷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两者之间摇摆，但始终无法彻底自省，如果说中英是“餐前小点”，那么中美、中法、中日则更为惨痛，而俄罗斯更是直接侵吞大量国土，一代代仁人志士不断自强又不断失败，到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站了起来。
总之这部中国近代史，虽着墨不多，但字字珠玑，眼界开阔，让曾经熟记更多不平等条约、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我们能够对那段历史理解的更加深刻、丰满并带来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