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集合19篇

热门资讯时间：2022-08-23

【www.cqwcsy.com--热门资讯】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体现。这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ldquo工匠精神&rdquo其基本内涵包括奉献、精益、专注、创新等。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的文章19篇 ,欢迎品鉴！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

　　不久前写过一篇《工匠》，现在想说说工匠精神。假以时日，会有权威部门给出明确的释义。在当下，要突出的显然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开历史看看，古代的杰出工匠应当说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精神。

　　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开封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

　　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编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2

　　施品芳在加工国产大型客机C919的气密试验接头。这一个零件他足足做了两个多小时。背靠车床，一身工装。凝神专一，技近乎道。任何一个工业时代的故事中，都少不了工匠的身影。新华社记者裴鑫摄

　　工匠精神并不是个新词，在德国、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工匠的坚持专注，正是因为对产品完美形态的不断追求，才最终生产出举世闻名的精品。无论瑞士手表、军刀，还是日本的家用电器，德国的汽车，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统计，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这些长寿企业的出现绝非偶然，工匠精神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日本，工匠被称作“职人”，而“职人精神”也贯穿到各行各业。最近几年，大卫·贾柏所拍摄的纪录片《寿司之神》风靡网络，讲的就是东京银座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寿司店主小野二郎的故事。这位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终其一生都在捏寿司，始终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和学徒们。

　　“你必须爱你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片中，在小野二郎的店里做学徒，必须首先学会拧毛巾，直到完全学会了拧毛巾，才能碰鱼，然后才是用刀。十年之后，才开始学煎蛋。正是这看上去极其严苛的标准，才让这家店誉满天下，“米其林指南”为其打了三颗星，意味着这个餐厅“值得特别安排一趟旅行”去造访。

　　在欧洲，德国的学徒传统，确保了这个国家始终有着最优秀的工匠。作为制造业强国，德国始终坚持“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小学生小学4年毕业之后进行一次所有人才的“分流”，许多学生进入通往职业教育方向的中学，最后经过职业培训后就业，或者进入高等院校——应用科学大学深造。德国政府还规定，德国企业有义务提供职业教育的培训岗位，这确保了学生可以有机会跟着有经验的技师学习一手实用知识和技术。

　　与此同时，在德国工程师是非常受尊敬的职业，也有着不菲的收入，这激励了更多人选择这样的职业。工匠精神贯穿在大企业和各类中小企业中，以质量为生命，以质量赢得声誉，不断打造质量最高的产品，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物美价廉”。

　　在瑞士，制表商对每个零件、每道工序、每块手表都以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精神打造。这个没有独特资源的国家，如今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观察者认为，工匠精神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对机械表精密度的高要求，几乎使得瑞士手表霸占了全球市场。据了解，有一些手表，其中零件可达七八百个，即使是顶级表匠，一年也只能造出一个。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对“工匠精神”的绝佳比喻。

　　《庄子》中记载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一个叫丁的厨师给梁惠王宰牛，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着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声，刀子刺进去时响声更大，这些声音都合乎乐曲的节拍。

　　传说当然只是传说，但这背后对于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却是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一笔精神财富。在璀璨的中国文明中，无数巧夺天工的珍品，正是工匠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产物。这样的追求，曾一度在对量的追求和低成本的追求过程中，被人们忽视过。如今，这精神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3

　　作为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的杰出代表，工作30年，李万君凭借自己精湛的技艺成为公司转向架制造中心的焊接大师、首席操作师，同时还获得了中华技能大奖，被人们称为“工人院士”。但他更看重“师傅”这个名称：经他培训的400多名学员，全部考取了国际焊工资格证书，为打造一批“大国工匠”储备了坚实的新生力量……

　　谈感动

　　——他见证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

　　“成为‘感动中国’XX年度人物，我感到很荣幸，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整个中车、是我们吉林省的。作为第一代高铁员工，我见证了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我骄傲，我自豪，同时也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在得知自己成为“感动中国”XX年度人物时，李万君深情地说。

　　“高铁有394道工序，每一道都不容失误，我们要坚持工匠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我们的团队技术更加成熟，保证高铁又稳又快地奔跑，同时创造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他说，他就是一名技术工人，离开了生产一线啥也不是。他这辈子很幸运，能分配到长客，赶上了高铁发展的时代，才让他这样的技术工人有机会回报企业，报效国家。所以，他下决心干好高铁，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让每一个技术工人都能当上创新主角，像动车组一样，节节给力，人人添彩，到时候让老外给咱中国人打工!

　　学手艺

　　——一年磨破了五套工作服

　　“我现在一听焊接的声音，就知道哪个徒弟或是员工哪个地方焊得不好，焊缝是宽还是窄、焊接质量好不好……”———这样的境界，可是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达到的。

　　1987年8月，19岁的李万君职高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前身)，在配焊车间最苦最累的水箱工段当工人，和他一起入厂的还有28个伙伴。一进焊接车间，火星子乱蹦，烟雾弥漫，刺鼻呛人。焊工们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戴着焊帽，拿着焊枪喷射着2300℃的烈焰，夏天时，穿着几斤重的装备干完活出来，全身都得湿透。

　　这样艰苦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下来的。一年下来，和他一起入厂的同事调走了25个。但他，依然选择了留下来。厂里要求每人每月焊100个水箱，他就多焊20个，一年下来，两年一发的工作服被他磨破了5套，不够穿，他就到市场上自己掏腰包买。

　　除了跟着师傅学习，他一有时间就跑到其他师傅那儿看，有问题就问。一开始，一些老师傅嫌他黏人;但慢慢的，师傅们发现，这个小伙子凡事问过一次，就会举一反三。不知不觉中，李万君的焊接手艺在同龄人中已出类拔萃。

　　入厂第二年，李万君就在车间技能比赛中夺冠;XX年，他在中央企业焊工技能大赛中荣获焊接试样外观第一名;1997、XX、XX年，他三次在长春市焊工技能大赛荣获第一名;XX年，他捧得了“中华技能大奖”。

　　攻技术

　　——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成艺术品

　　为了攻克各种各样的困难，他成立了一个攻关团队，遇到焊接难题，整个团队都会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将技能和智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

　　XX年，李万君根据异种金属材料焊接特性发明了“新型焊钳”，获得国家专利并被推广使用。XX年，在出口伊朗的单层轨道客车转向架横梁环口焊接难题中，李万君再次挺身而出，经过不断试验摸索，成功总结出了氩弧自动焊焊接方法和一整套焊接操作步骤，一举填补了我国氩弧焊自动焊接铁路客车转向架环口的空白，也为我国日后开发和生产新型高铁提供了宝贵依据。XX年，针对澳大利亚不锈钢双层铁路客车转向架焊接加工的特殊要求，李万君冲锋在前，总结出了“拽枪式右焊法”等20余项转向架焊接操作方法，解决了批量生产中的多项技术难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和创造价值800余万元。

　　XX年初，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试制生产我国首列国产化标准动车组，转向架很多焊缝的接头形式是员工们从未接触过的。其中转向架侧梁扭杆座不规则焊缝和横侧梁连接口斜坡焊缝质量要求极高，射线检测必须100%合格，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由于不规则焊缝接头过多，极易造成焊接缺陷，使这个部位的焊接成为制约生产顺利进行的“卡脖子”工序，影响了标准化动车组的研制进程。

　　李万君马上主动请缨，以攻关团队“李万君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要阵地，经过反复论证，多次试验，最终总结出交叉运用平焊、立焊、下坡焊，有效克服质量缺陷的操作技法，成功攻克了这项焊缝接头过多导致焊缝射线检测难以100%合格的难题。

　　XX年7月15日，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试制生产的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以420公里时速成功进行会车实验。列车以相对时速840公里的速度擦肩而过，这还是世界第一次。实验的完美表演，将再一次赢得海外市场的关注、以及相关合作国家的青睐，成为开启国外高铁市场的一把“金钥匙”，为中国高铁走出国门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我希望很一位焊工都把焊接标准熔到骨子里，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到极致，从而形成一件件艺术品……”李万君说。

　　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钻劲儿、韧劲儿，他参与填补了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的几十种国内空白，先后进行技术攻关100余项，其中21项获得国家专利。

　　带徒弟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师傅带徒弟十分厉害。我记得XX年引进高速动车组技术时，我们的水平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只有师傅一人能焊出来，人手严重不足。为了完成任务，他只用半年的时间，就将焊工全都培养了出来，400多名学员全部考取了国际焊工资格证书，这在整个培训史上也是一个奇迹……”李万君的徒弟谢元立回忆。

　　李万君认为，单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在带徒弟方面，师傅毫无保留，甚至还根据学员的体态胖瘦、走路姿势、运枪习惯等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训练方案，亲身示范。”谢元立说，师傅带出的20多个“嫡系徒弟”如今全是技术骨干，其中10多人已成为吉林省首席技师。

　　XX年，他主持的公司焊工首席操作师工作室，被国家劳动部授予“李万君大师工作室”称号，5年来组织培训近160场，为公司培训焊工1万多人次，考取各种国际、国内焊工资质证书XX多项，满足了高速动车组、城铁车、出口车等20多种车型的生产需要。

　　李万君不仅承担为本单位培养后备技术工人的重任，还利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一平台，为外单位的技术工人无私传承技艺，3次被长春市总工会聘为“高技能人才传艺项目技能指导师”。截至目前，李万君已为吉林省、长春市以及省市工会对口援疆地区的兄弟企业培训高技能人才XX多人次。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进程中，李万君实现了从一名普通焊工到我国高铁焊接专家的蜕变。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4

　　谈感动

　　——他见证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

　　学手艺

　　——一年磨破了五套工作服

　　攻技术

　　——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成艺术品

　　“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我希望很一位焊工都把焊接标准熔到骨子里，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到极致，从而形成一件件艺术品……”李万君说。

　　带徒弟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李万君认为，单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5

　　谈感动

　　——他见证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

　　学手艺

　　——一年磨破了五套工作服

　　攻技术

　　——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成艺术品

　　“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我希望很一位焊工都把焊接标准熔到骨子里，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到极致，从而形成一件件艺术品……”李万君说。

　　带徒弟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李万君认为，单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6

　　于双立——从事电工工作15年，创新设计制作、研制了三角高空作业平台、电工巡检工具车等多项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使卖场灯具更换和检修巡查便捷化。2010年研制的消防喷淋头专用“堵漏钳”，能迅速将消防喷淋意外喷发堵住，已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提出的“配电室变压器合理经济运行方法”，实现了商装照明和普通照明分时分段控制，年节约电量万余度。曾荣获北京经济技术创新标兵、享受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人员、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王存斌——从事复合材料胶接成型工作24年，在缩短型号研制周期、提高碳纤维原材料利用率、实现太阳翼基板国产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先后攻克高模量碳纤维缠绕成型操作中纤维起毛、断线和含胶量控制不稳定等技术难题，并形成操作规程;解决了大型薄壁碳纤维管件成型和Kelvar纤维绳绷弦操作难题;独创桁架结构装配胶接新技术，使得大型绷弦式刚性太阳翼基板各项性能满足大平台太阳翼技术要求，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航天技术能手、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乔文革——从事装配钳工工作26年，在防空反导武器系统的弹上产品“伺服机构”、“天馈系统”和地面设备“汇流环”、“随动机构”为代表的高精密结构件加工与总装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精密微波器件装配及调试的生产工艺中，创新了某型号天线一体化装配方法，获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创新二等奖。制作发明的专用抛光定位工装，较好地解决了和差器盖板平面抛光质量难题。曾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郭剑英——从事金相工工作41年，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开发晶间腐蚀温控装置，解决晶间腐蚀微沸问题;开发钢管内壁研磨轮，提高制样速度十几倍;开发低倍腐蚀温控装置，解决手动控温不便问题等。曾多次在国家物理测试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在冶金工业产品脱碳层深度的检验，脱碳层式样制备;测定脱碳层深度划分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编写金相分析相关培训教材，在全国培训120多名金相检验人员。作为技术专家，为17家冶金企业提供实验室咨询服务，曾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李建国——从事烹饪工作40年，在创新机关食堂烹饪技艺技法和节能降耗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干一行，爱一行”，留心大锅菜烹饪方法的探索和总结，组织编写了《热菜卷》、《凉菜卷》、《自助餐副食卷》等中国大锅菜系列图书，收录656道菜谱。在注意菜肴烹饪中色、香、味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菜的营养，把大锅菜做出“小炒”的滋味来。注重节能减排，对大锅灶进行设计改造，节能效果达到37.6%，每年节约燃气近1000立方米。曾荣获中国烹饪大师、国家机关首届烹饪金牌、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刘海花——从事餐厅服务员工作29年，从一名普通的服务员成长为大堂经理，为提高自身工作能力水平，善于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总结编写了《餐饮员工上岗技能知识培训教案》，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员工加强业务培训，先后培养了高级以上服务员50名、中级服务员500余名;完成各种大型宴会接待任务100余次，并多次参加企业委派的新店餐饮输出管理培训任务，为企业节省了培训成本50余万元，多次被企业评为“先进个人”，享受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人员。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7

　　一个时期以来，以肆意歪曲历史、抹杀历史真相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混淆视听。历史虚无主义具体有哪些表现和危害？它的理论根源是什么、为何在当下中国泛起？我们应该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本期思享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于沛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师渠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军教授和我们一起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纱。

　　思享者：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有哪些表现？其泛滥会带来哪些危害？

　　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最初是以学术研究形态登场的。一些人打着“理性反思”“重新评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等幌子，大做翻案文章，他们歌颂改良，否定革命，吹捧袁世凯，贬抑孙中山，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向狼牙山五壮士等爱国英烈大泼脏水。

　　继所谓的学术研究之后，历史虚无主义逐渐渗入大众传媒，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为满足所谓的剧情需要和吸引眼球，不顾历史真实而随意编排杜撰。

　　究历史虚无主义之本质，是由否定历史入手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即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于沛：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是丑化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歪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历史虚无主义污蔑中华民族是“愚昧”、充满“奴性”的民族；认为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只起到了“破坏”作用，因此应“告别革命”。

　　二是诋毁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篡改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史。历史虚无主义通常以所谓“口述”“回忆”“揭秘”“重评”等形式，全面否定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

　　三是诋毁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不仅对历史伟人抹黑贬损、造谣中伤，还对革命英雄肆意攻击谩骂。

　　四是“虚无”马克思主义学说。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遭到批判之后，反诬马克思主义是“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政治诉求，它的泛滥将消解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杨军：

　　作为一种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有学术、文艺、舆论等多种表现形态。

　　学术形态是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一部分研究者背离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根据一些史料重新解释、建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而全面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艺形态则是在文学、影视等作品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历史事件情节的叙述等，把学术形态下的核心理论观点以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鲜明的倾向性引导受众。

　　舆论形态则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在大众传媒中炒作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相关话题，借势传播其核心理论观点。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已经在社会思想领域造成一定影响，不仅导致人们历史观和历史知识的混乱，而且破坏了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思享者：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是什么？为何会在当下中国的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

　　于沛：

　　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方式怀疑客观历史，对历史进行否定或虚无化。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它源起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要“重估一切价值”。

　　历史虚无主义自近代传入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本世纪初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趋复杂，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价值中立”“学术反思”“还原历史”“重新评价”“解放思想”之名不断传播错误观点。

　　杨军：

　　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它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后现代主义史学以解构主义为内核，强调要与传统史学“断裂”，主张历史研究“去中心化”，反对“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刻意追求历史的“破碎”，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泛起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和控制世界的能量，而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挫折，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理论挑战。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一些主张“西化”的思潮日益发展，由此也促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盲目追捧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缺乏辩证思维，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提供了条件。

　　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的确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其核心主张便是尼采的名言“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有自身的合理性，却不免趋向反理性的误区。这在历史领域便是导向了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继承并超过前者，在深刻影响现代文明进程的同时，其反理性的误区也在扩大，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更被推进到了愈加理论化、精致化的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已呈颓势，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传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梁漱溟等，恰恰都是主张反省欧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极力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健将，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诸人，也反其道而行之，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说，倡言科学与民主。这反映出当时先贤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可贵的鉴别力。

　　思享者：如何从思想方法层面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杨军：

　　历史虚无主义惯于为自己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结论，宣扬研究历史要抱持“超然的、中立的”态度，要坚持“客观标准”。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恰恰非常鲜明，所谓“客观”“中立”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具体看，存在以下突出错误：

　　其一，简单化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滥用史料分析法，以微观层次的证据解释宏观层次的历史过程。

　　其二，选择性观察。基于预设的目标，一些研究者往往对符合目标的事例、证据大书特书，而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信息则忽略、排斥。

　　其三，过度概括。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扩大证据的适用范围，以得出所需的结论。

　　其四，想象臆断。历史虚无主义或是扩大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或是根据孤证、伪证来推断得出某个结论，或是根据一些偶然性因素臆想历史发展的某种可能。

　　郑师渠：

　　一些研究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除了在理论上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一些人一味抹黑新中国的历史，诬之为“苦难的岁月”，恰恰暴露出自己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浅薄狂妄”和陷入了“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其次，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一些人为抹黑新中国，刻意将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事实上，只需翻开《申报》之类当时的报刊，其谎言便会不攻自破。因为每天报刊上充斥的无非是国衰民穷、令人心酸的信息，哪有什么“温柔之乡”？

　　其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某些人看问题，不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综合和长时段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

　　其四，囿于个人情感。某些人因个人或亲友在历史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心中阴影犹在，不能超越个人恩怨客观看待历史。

　　于沛：

　　历史虚无主义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野蛮、蒙昧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历史虚无主义仰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鼻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重新定位”和“彻底消解传统”；通过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孤立化、抽象化，其实质是企图“重写”历史、消解主流思想舆论。

　　思享者：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郑师渠：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在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历史学科来说，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我们必须大力建设唯物史观理论高地。

　　二是必须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教材不仅沉淀着学术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教材还体现史观，它从根本上规范着教与学，明确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

　　三是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史学发展道路。

　　于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妄自菲薄，无视中国史学的辉煌历史和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或以西方史家的好恶作为评价中国史学的唯一标准；或将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表现出来；或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扬言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这种状况若不彻底改变，就不可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当前，坚持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切实解决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导向中存在的问题。在学术评价上是非不分、良莠不分甚至颠倒黑白，客观上只会使历史虚无主义继续混淆视听、大行其道。

　　杨军：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严峻挑战，史学界要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结合起来。

　　第一，要发扬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为人民书写历史的立场，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

　　第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史学研究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概括出新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提出的问题，摆脱西方史学理论话语的操纵。

　　第三，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与批判。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代表性文本的分析，对其核心理论观点抽丝剥茧，揭示其实质。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8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也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正其本、清其源，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之“根”在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集中反映；其“源”可追溯至五四时期，是中西冲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思想传统和历史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国粹派”，强调固守中国文化之本位，抵制西方文化的输入，力图从“国学”中寻找变革中国的根据；二是“调和派”，主张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体西用式的折衷调和；三是“西化派”，要求不设任何限制，全盘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借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三派的表现最为突出。它促进了中国文化“吐故纳新”，但同时也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埋下了巨大隐患。这一派中的激进者对传统文化采“一概否定”之态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全盘西化”论的先河。这种态度及思潮在认识论上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因而在“文化”“传统”“历史”等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认知取向。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观点。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西方化”即为这场运动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该杂志创刊号上，汪淑潜就明确指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针对这种将“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第二，关于中国传统“现代化”的观点。“西化派”不仅认为“东西”根本对立，而且强调“古今”水火不容。毛子水说：“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因而主张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允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如同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针对这种视“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

　　第三，关于中国历史“虚无化”的观点。“剿灭”文化，“弃绝”传统，必然走向对历史的“虚无”。比如，毛子水就断言：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如此极端言论，让支持“西化派”的顾颉刚也大为惊讶：“看着现在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真使人害怕”，“这种的民众心理，真要使得中国成为没有历史的国家”。针对这种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历史“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的批评则更为直接。这或许是因为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以宣传“西化派”观点这一特殊经历使然。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虚无主义之危害有更深感受。陈独秀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陈独秀甚至认为：“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和判断，有效地纠正了虚无主义“割裂”历史、“虚无”历史之倾向，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历史虚无主义之危害和影响。因为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完全驱除，还必须牢固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对此，瞿秋白1924年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也有过专门探讨。他指出：“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但瞿秋白的论述也仅停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在当时还未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二、延安时期中共以“历史主义”清算“历史虚无主义”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贯彻历史主义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用“古今中外法”概括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的号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它迫切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举起“历史主义”旗帜，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批判。

　　第一，清算“全盘西化”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同样也“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鉴于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倾向和认识偏差，毛泽东提出一切“以中国做中心”的明确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正是通过这种史学实践，何干之提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侯外庐提出建立“特殊的民主制度”，胡绳提出采用“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这既有力批判了“全盘西化”论的错误观点，也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批驳“中华文明外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由来，西欧和日本的学者提出不少假说，“东来”“西来”“南来”“北来”各种说法都有。它们虽然观点各异，但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自他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为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之野心，更是大肆鼓吹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而“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也“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以“加强民族自信心”。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大批论著对上述观点予以驳斥。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等。这些论著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以翔实资料论证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本源，指出“中国这块广大的地带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中国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荣滋长起来，这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问题的结语”。

　　第三，批驳“侵略有利健康”论。为发动侵华战争找借口，日本还大肆宣传它的侵略，是给中国“补血”“增元气”，“犹如行荷尔蒙之注射”。持这一派言论的代表是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在《东方哲学史》和《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秋泽认定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皇军的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根本途径。其核心观点是“侵略有利健康”论。在抗战期间，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很快受到国内投降派和部分反动文人的追捧和响应。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予以批判。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邓拓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吴泽的《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华岗的《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等。他们一致认为，秋泽“虽然还穿了一件历史唯物论的外衣，但已经走到玩弄现象与虚构图表的歧途”；“这种历史唯心论的谬说，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的性格’，只能说明法西斯理论的反动特性，也是一种笨拙的反动宣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上述思想批判，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延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文章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特点，揭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总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主义”论争及中共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两次关于“历史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国共产党本可借此宣传历史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抵制和克服新形势下历史研究中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两次论争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论争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由艾思奇、黎澎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问题。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并就各自史学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范文澜自我检讨说：“这本书里，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一律加以否定，也存在“片面反封建”的倾向。翦伯赞也指出：“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为推进问题论争的深入开展，《学习》杂志1951年还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观点》一文。这得到众多史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响应，他们发表了许多批判非历史主义的论文。只是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急于获得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选择标语口号式的“急就章”，从而暴露出对历史的“过度解读”之弊。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并终于引发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新论争。

　　这场新论争由翦伯赞、郭沫若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问题，认为阶级观点不能替代历史主义，“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对此，林甘泉等人表示反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于是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大讨论由此展开。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5年初，一年多时间全国十多家报刊直接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文章达30多篇。

　　翦伯赞等人意在表明，单纯的阶级观点会导致历史认识的片面性，历史主义有其单独存在的价值。而林甘泉等人则认为，历史主义可包含在阶级观点中，没有独立存在之必要。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讨论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前提下，主张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观点，便被认为是怀疑以至反对阶级观点了。这也成为后来“文革史学”攻击的目标。

　　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认定翦伯赞等人的观点，“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号召“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这实际上揭开了“文革史学”的序幕。它将历史主义从史学研究中驱逐，使得历史学不幸成为“文革”政治阴谋家的宣传工具。

　　“文革史学”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如“影射史学”、“阶级观点”绝对化、“以论带史”等，虽不可一概统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但它的确为这股错误思潮的发展和泛滥埋下了隐患，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摧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在拨乱反正中不断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深刻的“破”与“立”的过程。它的重要收获在于清算了“文革史学”的研究范式，使历史学重新回归历史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必须认识到，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绝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掀起三次大的波澜。

　　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重点是通过“非毛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测，他们认定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这一观点很快被借题发挥，变成极力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对毛泽东也应当“采取同样做法”，“如果我们不处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我们将不能越过前面这堵墙，并且向前进”。其实质是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对此，党中央坚决予以回击。1979年11月党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哪些内容”。决议起草小组还接受陈云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这既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也有效抵制了否定党的理论、丑化党史人物的错误观点。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重点是借“理性思考”名义，重提“全盘西化”论和“侵略有功”论，鼓吹“告别革命”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以1988年电视片《河殇》播出为起点，它认定中国黄土地“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国家出路在于融入西方的“蓝色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主张从“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殖民化问题，认为西方大炮也“一身兼二任”，正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除此之外，它还鼓吹“告别革命”论，认为中国人患有“革命崇拜症”，以致近代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

　　上述观点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被广泛传播，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恶劣影响。对此，邓小平告诫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针对“侵略有功”和“告别革命”论，江泽民明确指出：“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这既批驳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观点，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得以顺利推进。

　　第三次发生在新世纪以来，其重点是借“学术创新”名义，重提“中国文明外来”说，鼓吹“历史人物重评”说和“党史诟病”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提早已破产的“中国文明外来”说，认为“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子宫’”，中国文明实质上是古代中东“闪米特文化的遗泽”。它还大作“翻案”文章，认为以前历史评价“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要“解构”这种叙事方式，于是在“价值中立”下宣传“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观点。鼓吹“党史诟病”论，用所谓案例分析法，或通过个案否定整体，或通过某种现象曲解附会所谓的“权力斗争”说，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是一部充满阴暗面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的上述论调，不仅颠覆中华民族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所依赖的历史观，也在解构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对此必须加以严肃批判。正如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书。

　　四、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及启示

　　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以“虚无”的态度审视一切，怀疑历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也一以贯之，即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此过程中，党虽有过挫折和教训，但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展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相反地，如果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揭示不出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就无法取信于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把60多年的新中国史、90多年的中共党史与17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衔接起来，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党史国史上的失误和曲折。如果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挫折，实际上就把一个又一个阅读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拱手相让，给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话柄和空间。因此，既要实事求是地写出党史国史上失误和曲折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道出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所以然。对历史上的成就和经验能做到“写足”“写够”，对历史中的错误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写真”“写实”。比如，1949年前党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1949年后国史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均要以严肃的态度书写，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因为只有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才能让人觉得历史真实可信，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以“史识”凝聚人心。坚持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必须将书写“中国历史”与叙说“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以“史识”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只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不忍卒读。这也给虚无主义者“编造”“戏说”和“碎片化”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第三，做足“历史功课”，以“史学”教育人民。毛泽东说：“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邓小平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惯于以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评判一门学科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出现取消或弱化历史教育的错误倾向。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借此混淆视听、误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历史学成为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第四，批判“虚无主义”，以“史观”正本清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个人在历史“必然”的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可作为。这样一来，历史就只能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对此，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正是从人的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现实的联系”，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形成其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将历史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判；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其客观规律；尊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对历史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运用好这个武器，并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2016年11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这应当成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一项指导方针。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9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建立理想的意识形态社会，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这种学说最早见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英国的欧文。

　　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后，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空想社会主义300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名字，传颂着很多不朽的篇章，留下了不懈奋斗的足迹。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像一群灿烂的新星，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托马佐·康帕内拉、杰拉德·温斯坦莱。

　　18世纪资本主义已由简单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空想社会主义也摆脱早期纯粹虚构的幻想，开始更多地面向现实，注重从法理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一时期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大都出现在法国，主要有：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格拉古·巴贝夫。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德国、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产阶级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时，广大劳动群众的地位仍然与以前没多大改变，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更加激烈。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资本主义新社会的华美预言。

　　经过300多年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积累了丰富成果，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了19世纪初，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杰出代表人物。他们继承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吸收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论形式，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同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设想。

　　19世纪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虽然有一些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见解，例如，提出了要革命就必须建立严密的革命组织的思想等。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理论再没有什么新建树。

　　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啄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

　　19世纪4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经验，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成果，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使之与国际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从此，科学社会主义迅速传播，并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0

　　胡双钱：精益求精匠心筑梦

　　“学技术是其次，学做人是首位，干活要凭良心。”胡双钱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是他技工生涯的注脚。

　　胡双钱是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一位坚守航空事业35年、加工数十万飞机零件无一差错的普通钳工。对质量的坚守，已经是融入血液的习惯。他心里清楚，一次差错可能就意味着无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他用自己总结归纳的“对比复查法”和“反向验证法”，在飞机零件制造岗位上创造了35年零差错的纪录，连续十二年被公司评为“质量信得过岗位”，并授予产品免检荣誉证书。

　　不仅无差错，还特别能攻坚。在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和大型客机项目的研制和试飞阶段，设计定型及各项试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特制件，这些零件无法进行大批量、规模化生产，钳工是进行零件加工最直接的手段。胡双钱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开始发挥作用。他攻坚克难，创新工作方法，圆满完成了ARJ21—700飞机起落架钛合金作动筒接头特制件制孔、C919大型客机项目平尾零件制孔等各种特制件的加工工作。胡双钱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一定要把大飞机搞上去。已经55岁的胡双钱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最好再干10年、20年，为中国大飞机多做一点。”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1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对“工匠精神”的绝佳比喻。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2

　　宁允展：高铁上的中国精度

　　宁允展是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车辆钳工，高级技师，高铁首席研磨师。他是国内第一位从事高铁转向架“定位臂”研磨的工人，也是这道工序最高技能水平的代表。他研磨的定位臂，已经创造了连续十年无次品的纪录。他和他的团队研磨的转向架安装在673列高速动车组，奔驰9亿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万多圈。

　　转向架是高速动车组九大关键技术之一，转向架上有个“定位臂”，是关键中的关键。高速动车组在运行时速达200多公里的情况下，定位臂和轮对节点必须有75%以上的接触面间隙小于0.05毫米，否则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宁允展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个间隙小于0.05毫米。他的“风动砂轮纯手工研磨操作法”，将研磨效率提高了1倍多，接触面的贴合率也从原来的75%提高到了90%以上。他发明的“精加工表面缺陷焊修方法”，修复精度最高可达到0.01毫米，相当于一根细头发丝的1/5。他执着于创新研究，主持了多项课题攻关，发明了多种工装，其中有2项通过专利审查，获得了国家专利，每年为公司节约创效近300万元。

　　一心一意做手艺，不当班长不当官，扎根一线24年，宁允展与很多人有着不同的追求：“我不是完人，但我的产品一定是完美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一辈子踏踏实实做手艺。”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3

　　谈感动

　　——他见证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

　　学手艺

　　——一年磨破了五套工作服

　　攻技术

　　——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成艺术品

　　“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我希望很一位焊工都把焊接标准熔到骨子里，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到极致，从而形成一件件艺术品……”李万君说。

　　带徒弟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李万君认为，单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4

　　中国工匠精神代表人物——胡双钱

　　在一个3000平方米大的现代化数控车床厂房里，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所在的角落，并不起眼。

　　这像一个隐喻：在我们这个人口超过13亿人的偌大国度里，胡双钱和他的钳工同行们，显得寡言少语，也几乎得不到太多的关注。甚至，直到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大国工匠》在介绍胡双钱们时，仍有一些网友惊叹，“原来还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大国工匠》讲述了8个工匠“8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节目播出之后，工匠的故事很快引起社会热议，截至5月7日，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超过3560万次。人们发现，包括胡双钱在内的工匠们，之所以走入镜头，并非他们有多么高的学历、收入，而是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业技能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制造”。

　　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副制片人、《大国工匠》节目制片人岳群说，这样的工匠精神，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显得尤为珍贵。正如一位网友的评论所言：“当看见哈雷戴维森工厂的装配工自豪地对儿子说，‘街上那些漂亮的摩托车里就有我的签名’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中国工匠也应该有这种荣誉感，社会需要给予技术人才更多尊重与重视。”

　　可以不是官员也不是负责人但必须有别人难以替代的技术

　　提到优质制造，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瑞士、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制造业，以及这些国家里控制误差不超毫秒的钟表匠，仅拧各种螺丝就要学习几个月的工人，和那些捏寿司都要捏成极致艺术品的手艺人。而经这些工匠之手制造出来的产品，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隐形的高品质标签。

　　那么，中国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难道就没有这种工匠精神，还是说社会的浮躁，让我们忽视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岳群说。

　　这也成了《大国工匠》制作的初衷。选题确定后，拍摄对象的寻找是一道难关：要在种类繁多的工种与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中，找到能代表中国水平与中国制造实力的工匠，并非易事。

　　更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诸多单位推荐的工匠名单中，不乏一些大工程项目的指挥官、负责人，但制作团队却坚持一点，寻找真正的匠人——“一定要找到拥有顶尖技术的一线技术工人，他们可以不是官员也不是负责人，但无一例外都要有别人难以替代的技术水准。”

　　胡双钱就是其中一位拥有非凡技术的匠人，至今，他都是一名工人身份的老师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制造中国大飞机团队里必不可缺的一分子。

　　2006年，中国新一代大飞机C919立项，对胡双钱来说，这个要做百万个零件的大工程，不仅意味着要做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零件，有时还要临时救急。一次，生产急需一个特殊零件，从原厂调配需要几天的时间。为不耽误工期，只能用钛合金毛坯来现场临时加工，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双钱。

　　岳群至今记得，在节目中，胡双钱所讲述的任务难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一个零件要100多万元，关键它是精锻锻出来的，所以成本相当高。因为是有36个孔，大小不一样，孔的精度要求是0.24毫米。”

　　0.24毫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直径，这个本来要靠细致编程的数控车床来完成的零部件，那时只能依靠胡双钱的一双手，和一台传统的铣钻床。

　　仅用了一个多小时，36个孔悉数打造完毕，一次性通过检验，也再一次证明胡双钱的“金属雕花”技能。

　　高薪加两套北京住房也买不来的工匠满足感

　　寻找拍摄对象的过程，也是这支制作团队的一次发现工匠精神之旅。

　　一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副主任、《大国工匠》节目负责人姜秋镝就笃信如今的社会依然有工匠精神的存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中，出现过鲁班这样的大师级工匠，也有修造出故宫这种世界奇观建筑的工匠，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基因里，的确有工匠精神，也得以延续和传承，我们要做的，是把它挖掘出来”。

　　此前，大国工匠在岳群心中，更多的是一个拥有高超技能的群体，但拍摄完成之后，她却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的心态，或者说他们对于工匠精神的认识与诠释让我佩服[lizhigushi.com]。”

　　给火箭焊“心脏”的高凤林，给她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今年53岁的高凤林，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211厂发动机车间班组长，30多年来，他几乎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即为火箭焊“心脏”——发动机喷管焊接。有的实验，需要在高温下持续操作，焊件表面温度达几百摄氏度，高凤林却咬牙坚持，双手被烤得鼓起一串串水疱。

　　岳群记得，在这30多年中，曾有人开出“高薪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给高凤林，高凤林却说，“我们的成果打入太空，这样的民族认可的满足感用金钱买不到”。

　　还有一个细节是，高凤林每天晚上离开厂房时，都要回眸看看，岳群说，“这有安全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在欣赏，高凤林觉得他们手上诞生的作品就像金娃娃，每一个都是他精心雕琢出来的。”

　　尽管高凤林是一名工匠，但对待自己的作品，就像艺术家对待艺术品一样，这样的讲述无不令岳群和她的同事动容。

　　当然，制作团队也没有忘记从事传统工艺的工匠们。

　　纯银丝巾果盘——北京APEC期间，我国送给各国元首的国礼，让世人都被中国古老的錾刻工艺惊艳。这就是錾刻师孟剑锋的作品。

　　细心观察，果盘有粗糙感，丝巾却有光感，做出这样的效果并不容易，孟剑锋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上百万次的錾刻敲击。为了用银丝做出支撑果盘的四个中国结，孟剑锋需要反复将银丝加热并迅速编织，银丝快速冷却变硬不可弯曲，需要无数次尝试才能成功。

　　“其他人可能会选择机械造出中国结底托再黏合上去，而他却无法容忍伴随机械制造而来的细小砂眼，也不愿违背纯手工的诺言。即使右手被烫出大泡，起了厚厚的茧也丝毫没有动摇孟剑锋精益求精、不断超越与追求极致的决心。”岳群告诉记者。

　　整个制作过程中，诸如这样的细节不胜枚举。岳群说，这也许就是孟剑锋们的工匠精神所在。

　　“中国社会需要工匠精神”

　　当然，也会有人问，在新科技革命、工业4.0来袭的时代，我们还需要这些工匠和所谓的工匠精神吗？

　　整个节目制作下来，姜秋镝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不可否认，标准化、机械化大生产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制造业，但是在某些极精密和复杂的领域，机器并不能完全替代人，比如LNG船上的“缝制”钢板任务，就不可能使用机械进行批量操作，只能依赖技术人员精细的焊接，并且不能出现一个漏点。

　　更为重要的是，姜秋镝援引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话说：“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比如手机、冰箱甚至是前段时间引发抢购风潮的马桶盖等，我们仍然缺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国工匠的缺失。

　　缺失的还有工匠精神。

　　回忆起制作这个节目的最初灵感，姜秋镝说，是源自与中关村创业者们的一次对话——她告诉记者，在那场交谈中，创业者们感叹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太过浮躁”，“并希望找到更多静下心来踏实做事的人才，谈话中，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对晶体管收音机十分痴迷的老人，为了获得极致的音质，他潜心钻研，不断尝试手工制作晶体管收音机……”

　　这位老人身上体现的，不就是正在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所向往的“不浮躁”吗？于是，姜秋镝的团队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工匠能够代表中国水准、能够完美诠释工匠精神的内涵。

　　今天，这部带着他们思考的《大国工匠》面世，也让中国人重新认识了那“8双劳动的手”。

　　“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使其成为中国制造的内在支撑。中国制造业有很厉害的一批人，但他们不是多数人。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在制造洗衣机或手机的领域，找到这样的大工匠。”岳群说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5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对“工匠精神”的绝佳比喻。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6

　　谈感动

　　——他见证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

　　学手艺

　　——一年磨破了五套工作服

　　攻技术

　　——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成艺术品

　　“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我希望很一位焊工都把焊接标准熔到骨子里，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到极致，从而形成一件件艺术品……”李万君说。

　　带徒弟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李万君认为，单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7

　　郭剑英——从事金相工工作41年，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开发晶间腐蚀温控装置，解决晶间腐蚀微沸问题；开发钢管内壁研磨轮，提高制样速度十几倍；开发低倍腐蚀温控装置，解决手动控温不便问题等。曾多次在国家物理测试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在冶金工业产品脱碳层深度的检验，脱碳层式样制备；测定脱碳层深度划分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编写金相分析相关培训教材，在全国培训120多名金相检验人员。作为技术专家，为17家冶金企业提供实验室咨询服务，曾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自1987年入厂以来，一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目前，火药整形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下刀的力道，完全要靠工人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经徐立平之手雕刻出的火药药面误差不超过0.2毫米，堪称完美。

　　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徐立平还自己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命名为“立平刀”。由于长年一个姿势雕刻火药，以及火药中毒后遗症，徐立平的身体变得向一边倾斜，头发也掉了大半。28年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雕刻火药，被人们誉为“大国工匠”。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8

　　谈感动

　　——他见证高铁技术从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

　　学手艺

　　——一年磨破了五套工作服

　　攻技术

　　——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成艺术品

　　“其实，我的追求很简单，我希望很一位焊工都把焊接标准熔到骨子里，把焊枪下的产品升华到极致，从而形成一件件艺术品……”李万君说。

　　带徒弟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李万君认为，单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不够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篇19

　　田东江

　　工匠精神每令我们叹为观止，还有一种更要肃然起敬。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

　　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

本文来源：https://www.cqwcsy.com/news/150990/

上一篇：2022正规单位劳动合同集合6篇下一篇：公共艺术与历史发展趋势【三篇】

相关文章